一艘中国散货船在2024年11月被瑞典最大的巡逻舰“波塞冬号”围住，持续一个多月。这艘船名为“伊鹏3号”，因波罗的海的两条海底光缆受损而受到瑞方关注。尽管没有实质证据，舆论却将中国推向了指责的风口浪尖。这个场面颇具戏剧性——一艘商船与几艘军舰在冷雨中对峙，像猫在盯着鼠标，但实际上猫心中也并无把握。随后，皮尤研究中心在2025年的调查结果显示，瑞典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已在全球排名至前三，成为欧洲首位，约85%的瑞典人表示对中国不友好。这个人口仅超过千万的国家，何以能如此强烈地表达对中国的敌意？要理解瑞典人的这种情绪，需要将时间倒回到三百年前，在一个瑞典南部的小村庄里，探寻那个影响深远的人物——卡尔·林奈。林奈的名字在生物课本中常见，他被称为“现代分类学之父”，创立了双名命名法，影响至今。他的贡献在学术上无可否认，但他的思想也在1735年和后来的版本中为人类划分了肤色与种族，尤其是在1758年和1767年的版本中，他将人类分为四个种族，并附加了对不同种族的刻板印象。这种种族分类成为后世种族偏见的基础，甚至为后来的种族歧视埋下了种子。
林奈的思想在十九世纪末得到了进一步发展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提及的“黄祸”概念，成为了西方对中国及其人民的一种偏见和歧视的延续，与林奈所塑造的种族理论相辅相成。这种观念在二十世纪仍然存在，演变为“中国威胁论”，将东方视作异质且危险的存在。瑞典由于地处北欧，长时间浸润在以美国为主导的英语话语环境中，这种叙述便几乎被全盘接收。三百年的文化偏见和多年舆论的灌输，形成了塑造瑞典人对中国的态度的土壤。
瑞典人对中国的反感通常不是基于具体事件，而是隐含了一种长期的情绪。例如“伊鹏3号”事件便是典型的表现。近几年瑞典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接连失误，进一步暴露了这些偏见的存在。比如，瑞典品牌H&M因拒绝采购新疆棉花而在中国市场遭到强烈反弹，尽管该品牌自身也遭受种族歧视的指责。再例如，瑞士奢侈品牌爱彼在公开场合无视一个中国原则。瑞典媒体的不当言论更成为了对中国文化的不尊重。这样的行为与瑞典人对中国的看法息息相关，反映了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和情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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